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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8-02 02:12:59 来源:华体会体育官网 作者:华体会体育官网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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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总书记就提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及,要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那么在这场革命中,欧盟、美国与中国战略表态的背后有何深意?全球各国未来的利益争夺点在哪些领域?本报告从政治、经济、能源等三个角度来进行全方位解读。

  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本质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学话题。减缓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决策问题,涉及到全球公共资源配置,这就使得气候变化这样的环境问题转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鉴于温室气体减排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各国都有“搭便车”趋向,历史上全球气候谈判一直颇为艰难。

  全球气候战略的制定和形成要从国际互动关系来入手和分析。从理论上说,控制气候变化是一种“加总型公共物品”,这种属性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分配将取决于所有国家的减排努力之和。从博弈论的角度,全球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一场“囚徒困境”,而是“协调博弈”(或称“智猪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要想达到最优,“大猪”必须首先作出牺牲与示范,“小猪”往往搭便车,最终实现全局最优。

  回顾历届气候大会的谈判,欧盟无疑是这场“智猪博弈”中的“大猪”。自美国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欧盟一直是推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积极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末期,欧盟最早提议要求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国家议程。

  1997年气候大会上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欧盟在其生效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首先,在《京都议定书》的协议谈判中,欧盟15个国家最先集体承诺,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数量集体减排8%,这一目标的减排幅度比其他发达国家所承诺的幅度都要高;此外,欧盟以支持俄罗斯加入WTO和以较高价格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等措施,换取俄罗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最终为《京都议定书》顺利生效铺平了道路。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试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国际领导地位。欧盟在气候协议谈判中指出,如果哥本哈根峰会能够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欧洲将在2050年前削减高达95%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20年前减少30%。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欧盟努力协商缔约国提交出具体实施进程规划,并希望在2020年之前,能够加强相关行动执行力度和透明度。2019年,《欧盟绿色协议》在全球率先提出了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

  2020年9月,欧盟正式发布《2030年气候目标计划》,将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从目前40%的减排目标(较1990年)提高到55%。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共和党)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的目的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不过,在美国的坚持下,该公约没有设定时间表和具体的行动目标;

  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虽然积极参与了气候大会协议的谈判,但其制定的减排目标是,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然而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这一目标无疑杯水车薪;

  2015年,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积极参与气候协议的讨论与制定。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则宣布,美国不会履行承诺,并于2020年11月,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2021年1月,拜登上台第一天便宣布重返《巴黎协定》,之后提名任命美国前国务卿克里作为美国总统气候特使,担任拜登政府开展气候外交的重要角色。

  2021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召开气候峰会,进一步兑现气候变化承诺,并提高减排目标。2021年4月22日,由美国总统拜登召集的全球气候峰会线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受邀出席。拜登政府希望借助本次峰会重建美国信誉,并动员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危机。

  在峰会上,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在此前碳中和表态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减排目标。美国方面,承诺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0-52%;日本方面,将该国的2030减排目标在2013年的基础上从26%提高到46%,并表示,日本将继续努力争取更高的减排目标,即50%;加拿大方面,2030年的减排目标从相比2005年减排30%提高到40%-45%。

  我们在前文提到,回顾历届气候大会的谈判,欧盟无疑是这场“智猪博弈”中的“大猪”。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欧盟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发挥着关键协调者的角色,并在谈判中多次做出幅度更高的减排承诺,成为推动全球气候谈判的积极领导者。那么为何欧盟在气候博弈中选择了“大猪”角色?

  2004年,一部电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在美国上映,该影片讲述了这样的故事: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南北极冰块迅速融化,气候自然系统发生剧变,最后造成新冰河世纪的降临,冰层和白雪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虽然电影存在虚构,这并非无稽之谈。许多人会困惑,全球变暖下,气候为何会突然堕入严寒?

  我们首先思考一个问题,我国的漠河和英国的伦敦同处一个纬度,为何我国漠河地区冬季平均气温能到零下20度,而伦敦冬季平均温度则为4-9度?这其中便有北大西洋暖流的关键作用,这条暖流是欧洲冬季的“暖气片”,它携带着丰沛的水汽,使得欧洲西北部全年降水稳定,云量大,湿度高,多雾雨天气,如久负盛名的“雾都”伦敦。如果没有这条暖流,欧洲的温度将会降低5到10度。

  而倘若气候变暖会给欧洲带来什么?从2.65-1.9万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北美大陆和北欧地区发育出巨大的冰盖,这些冰盖环绕在北大西洋周边。随着全球温度的升高,这些冰盖的融化使得大量淡水直接注入北大西洋,阻碍了原本应在高纬度地区下沉生成的深层水,干扰了温盐环流的正常循环,向北传输热量的北大西洋暖流崩溃,从而带来气温骤然下降[1]。8200年前,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剧烈降温便是由于北美大陆的冰盖崩解导致的。

  从上述分析来看,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欧洲地区的确会带来显著的影响,北大西洋环流的减弱,气温调节功能丧失,可能会使得欧洲冬季更冷、夏季更热,进而对欧洲社会产生更大影响。

  但我们认为,气候问题可能是欧洲社会更为关注气候议题的原因之一,但并不足以解释欧洲在全球气候议题的积极协调者角色与领导者角色。我们更多需要站在全球政治与经济角度来解析欧洲的这种行为。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对美国为首的以色列支持者实施禁运,导致石油价格暴涨,从而触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期间(1973-1975),美国实际GDP下降了0.8%,英国实际GDP下降了4%。

  1978年底,OPEC成员国之一伊朗政局剧变,亲美温和派国王巴列维下台,此时又爆发了两伊战争,全球石油产量受到影响,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并持续半年多,从每桶13美元猛升至1980年的36美元,在此期间西方经济陷入衰退,此次危机期间(1979-1980),英国实际GDP下滑2%。两次石油危机成为导致西方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得欧洲对能源危机问题愈发关注,并在此后开始了能源革命,积极寻求替代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在欧洲的能源结构中,传统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在全球占比不足2%,而对比能源消费结构,欧洲的传统化石能源消费与能源生产存在巨大缺口,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因而随时可能会面临能源被人卡脖子的困境。

  为解决欧洲在能源方面的压力,叠加民众对气候问题的关心,欧盟开始变身全球环保先锋,近年来出台了非常激进的清洁能源计划。

  德国方面,早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德国便决定在2022年前关停所有核电站,2019年德国政府计划2038年关闭所有的燃煤电厂,最终目标是到2040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要提供该国65%至80%的电力;

  英国方面,清退煤电的步伐更快,原本计划在2025年关闭所有燃煤电厂,在今年早些时候又将这一目标提前到2024年,但英国并未放弃核能;

  法国方面,则是西欧能源革命中最激进的领头羊,计划在2021年底彻底淘汰煤电,但法国的发电结构中严重依赖核电,法国核电站供应了70.6%的电力。

  从清洁能源发展来看,欧洲也确实走到世界前列,清洁能源占比在其发电结构中与日剧增,已逐步超过化石燃料发电占比。

  从发电能源结构来看,欧洲国家发电所耗用能源中,清洁能源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一国的发电能源结构与经济发展所消耗的能源结构密切相关,从各国的发电能源结构来看,2020欧洲的清洁能源(可再生+核能+水电)使用量占比高达62.3%。

  德国方面,近年来风电、光电占比快速上升,到2020年风电和水电的发电量首次超过了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净发电量占比超过50%,高于2019年的46%。其中风能发电占比27%,成为最重要的电力来源。

  英国方面,风能同样是重要的电力来源,2020年发电占比24.2%。但同时,在煤电下降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上升的过渡期,天然气在英国发电能源结构中至关重要。

  由于较早完成工业化以及产业转移,叠加近年来清洁能源革命,欧盟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已达峰值,目前碳排放处于下降阶段,“碳排放权益”充足,倘若未来实现全球碳排放权交易,那么欧盟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掌握气候问题的领导权,也就意味着掌控了制定全球碳排放标准的话语权。

  全球主要的碳交易所中,逾一半位于欧洲,并大部分以欧元为计价单位。2020年欧盟碳交易所的成交金额占全球交易所的成交金额的 88%,得益于欧洲碳交易所的先发性以及交易规模,在碳交易市场中,欧元超越美元,成为主要计价货币,决定了欧洲在全球碳金融中的主导地位。

  欧洲的政权中,绿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欧洲选举,是气候的选举”,绿党的竞选标语,简单精准的传递出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一股力量。气候和环境保护成为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主题之一,始于德国的绿党得票率较上届翻了一倍,各主流媒体欢呼“绿党历史性的胜利”。从各个国家纵向对比上看,德国绿内得票率20.5%,其他13个国家也获得国内超过10%的得票率。所以,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相对得票率看,德国在这波绿色浪潮中,真正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民调显示,欧洲的年轻人关注“气候问题”甚于“病毒蔓延”。咨询公司益普索集团2020年10月至11月开展了一项以线上为主的民意调查,要求20多个欧洲国家2.2万多名年轻人列举“人类面临的三大严重问题”。结果显示,其中近50%选择了“全球气候变暖”。选择“环境恶化”的人数排名第二,占44%;“传染病蔓延”和“贫困”并列第三,均为36%。

  民调还发现,介于15岁至35岁的调查对象中,超过80%的人自称“相当”、“非常”或“极其担心”气候变化。只有3%的调查对象说“毫不担心”,8%称“不相信”气候变化。

  在地域分布方面,南欧年轻人比欧洲其他地区年轻人明显对气候问题更焦虑。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年轻人中“极其担心”气候变化的比例分别达71%和64%,而欧洲东北部国家拉脱维亚的年轻人中这一比例只有23%。

  欧盟绿色新政在全球力度超前。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绿色新政》,阐述了欧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通过转向清洁、循环经济和阻止气候变化、恢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减少污染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为满足投资需求,欧盟委员将“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1.8万亿欧元)的三分之一,以及未来长期预算的至少25%应用于气候行动,同时欧洲气候银行与欧洲投资银行也将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美国历任总统在气候问题上表态不一,核心是来源于共和党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差异,这使得美国政府气候变化政策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易变性”。美国的利益集团分布明显带有地理属性,往往形成区域性利益联盟。东西部沿海地区是新兴产业集聚地,也是政治、金融和教育中心,而中西部和中南部地区则是农业、采矿业、汽车和石化工业等传统产业分布地。图17展示了美国各州的能源资源分布,可以看出传统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主要分布在中西部以及南部地区。

  从美国历任总统选举的票仓来看,共和党票仓与传统产业利益集团绑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为宽松,票仓则与新兴产业利益集团绑定,对待气候问题更为严格。传统产业利益集团主要由传统工业(化工业与传统制造业)与农业组成,他们对制定气候政策的态度非常复杂,担心改变现行生产方式影响其既得利益。新兴产业利益集团则属于低能耗部门,包括新能源、新材料、银行、保险等行业。该派利益集团认同气候变暖的科学论证,主张转变传统生产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籍以拓展获利空间。

  从各州能源消耗以及能源分布来看,共和党票仓大多以传统能源作为支柱或者依赖传统能源组织生产,人均能源消耗以及支出较大。共和党票仓州(美国的中部以及南部地区)以化石燃料行业与传统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这些地方对能源需求高,人均能源消耗较多。通过把能源消耗支出图(图18)与美国选举民意地图(图16)进行对比发现,共和党支持比例与能源消耗支出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说明了共和党与传统能源产业的利益绑定。另外,美国各州民众对2009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清洁法案》的支持态度也呈现出类似两党票仓分布差异(图19)。

  从政治献金来看,美国传统能源行业的政治献金三分之二以上投向了共和党,进一步促成了二者利益的绑定。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领导下,能源行业将其大部分政治活动的捐款注入美国共和党金库,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的政策制定会充分考虑传统能源行业的利益。

  在2008选举年,气候政策成为竞选辩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利益集团为使候选人在气候问题上为其代言,不惜以重金相献。利益集团对政府气候决策施加的影响不亚于对国会气候立法的影响。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化石能源产业利益集团。

  2009年2月,奥巴马在向国会提交联邦财政预算时,当年作为实施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第一年,提出包括拍卖减排指标等多项内容,但遭到化石能源和大制造商的强烈抵制。他们游说共和党,最终使得该部分内容最终被删节。

  两党关于气候变化态度的差异,也造就了竞选期间针对气候变化的截然不同的承诺。2020年11月,特朗普政府在竞选期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拜登在竞选期间则提出,美国不仅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还将不遗余力运用外交手段推动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2021年1月,拜登在当选就任总统第一天,便宣布包括重返《巴黎协定》,使美国重新走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正轨。

  2021年,拜登上台后,致力于推动一系列气候治理内容的支出法案,试图将应对气变与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转型、建设基础设施等国内要务结合。两党对于气候议题的差异一定程度阻碍了拜登政府关于气候治理支出法案的推出,拜登政府努力推出的气候变化相关的社会支出法案一直受到共和党的阻碍。此后,拜登重建美好未来法案的支出规模由3.5万亿美元腰斩至1.75万亿美元。

  美国时间2021年11月19日上午,众议院最终通过了拜登1.75万亿美元的刺激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该法案中约550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此前为7130亿美元),以220票对213票取得优势(所有共和党议员投反对票,1名议员投反对票)。在众议院通过后,该法案将提交至参议院,预计在未来几周进行修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目标是在圣诞节前通过该法案。

  此外,在气候支出上,内部也存在争议。12月19日,参议院乔曼钦(派)宣布他不会投票支持拜登的气候和社会指出法案,并警告该法案会危机美国能源独立。因此,为了让该法案过会,气候支出可能会被进一步削减。

  石油危机后,美国快速实现了页岩油开发的技术突破,成功实现能源独立。在两次石油危机中,美国同样损失惨重,经济陷入长久衰退。与欧洲大刀阔斧进行的新能源革命不同,美国除了建立牢固的石油美元体系,还在全球率先发起页岩油革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能源的卡脖子问题。凭借页岩油的成功开发,美国一举扭转了上世纪70年代依赖的原油产量下滑颓势,原油自给能力大幅提高,世界石油格局重塑。

  相比于沙特、俄罗斯,美国页岩油开发成本高。不同于沙特、俄罗斯的整装大油田,可以维持峰值产油,美国页岩油往往只能经过一次采收,出油的峰值难以持久,开采后产量会急剧下降,这就需要持续不断的投资来大量打井和开发,因而开放成本高,根据美国能源署统计,美国的六大页岩油产区的平均成本价为每桶46.6美元,比沙特足足多出30美元。

  2008年国际油价的飙升,大幅刺激了美国页岩油的规模化开采。2008年国际油价飙升至147美元每桶,金融危机后跌到30美元,2年后重回100美元以上,并在2014年之前,保持在80美元至100美元每桶的原油价格,使得美国页岩油迎来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在2008年至2018年的10年间,美国原油产量从3亿吨上升至6.7亿吨,2018年美国产油量跃居全球第一,一度超过沙特这样的产油大国。2019年9月,美国更是一跃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此外,美国通过对外政权干预,进一步掌控了世界原油市场的话语权。一方面,“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推行对中东有限军事干预的政策,积极利用中东内部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制造地缘政治和安全热点,推动中东地区动荡的长期化。

  中国对于“碳中和”态度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逐步在变化的,从保守到参与,再到现在积极推动成为话事人。中国承担全球责任,顺应全球民众的呼声,在全球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影响力。

  近年来,我国在低碳战略上推进较快,减排目标承诺持续提升。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过程中,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习主席在巴黎大会前分别与美国、法国等国家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并且亲自出席巴黎大会,为《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作出了历史性、基础性的突出贡献。

  2021年11月,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中美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两国宣布计划在此决定性的十年,根据不同国情,各自、携手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加强并加速旨在缩小差距的气候行动与合作,包括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和气候技术创新。中国计划将在“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煤炭消费,并尽最大努力加快此项工作;美国则制定了到2035年100%实现零碳污染电力的目标。

  与欧美已经步入去工业化阶段不同,我国工业化程度全球最高,并且大多数产业链处在全球中下游,经济发展对碳密集型产业依赖较高。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已普遍经历“碳达峰”,为达到2050年“碳中和”,更大程度上只是延续以往的减排斜率。而我国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需要经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后,然后再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从实现“碳中和”的年限来看,中国比发达国家预留时间更短,碳中和压力更大。发达国家从碳达峰走向碳中和普遍用了45-70年,我国承诺的时间间隔仅30 年,压力更大、困难更多、时间更紧迫。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面临的碳减排压力更大,为何在低碳布局上,迈的步伐如此之大?

  中国碳排放全球居首,远高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22.84亿吨,其中前三名中,中国排放99.0亿吨,美国排放44.6亿吨,印度排放23.0亿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于世界首位,是美国、欧盟的2倍和4倍。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工业主导的工业结构导致碳排放增速较快,碳排放压力在国际倡导低碳减排的背景下日益剧增。

  在全球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的背景下,我国碳减排的推进必然成为全球焦点。在这场气候议题中,一旦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全球碳排放体系,今后将会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失去参与全球碳排放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作为全球制造业出口的大国,未来我们可能要承担欧美强行施加的碳货币枷锁。

  我国发电能源结构亟待调整,煤炭占据主导地位。受资源禀赋与技术约束,我国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其中原煤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我国的发电能源耗用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发电仍主要以燃煤为主,清洁可再生能源占比不高。2020年煤炭发电比重为63.2%,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发电能源结构亟待调整。

  尽管减少煤炭使用已初步达成全球共识,但是必须意识到,能源转型是一项长期工程,减少煤炭使用必须在保供应的前提下开展。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能源委员会上就提到,供给短缺是最大的能源不安全,必须以保障安全为前提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在双碳战略的背景下,能源转型带来的工业再造,或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稳增长的重要调节变量。双碳战略下,以新能源、光伏、风电等为代表的新兴能源产业需求加速扩张,进入高景气发展期,同时能够带动上游原材料、中游设备制造、下游消费以及能源运营商的全产业链进入高速发展期,电网、储能等设施的需求扩张也会带来新基建的投资机遇,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动能支撑。

  2005年以来,中国光伏和风电装机容量增长显著。截至2021年10月,我国风电、光伏太阳能累计装机容量分别为2.99亿千瓦和2.82亿千瓦,均占有全球装机容量50%左右,位居世界首位。

  光伏方面,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预测,2021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继续保持增长,可能达到55GWh至65GWh,“十四五”时期,国内年均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可能达到70GWh至90GWh;

  风电方面,在2020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风能北京宣言》正式发布。宣言提出,将保证年均新增风电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2025年后,中国风电年均新增装机容量应不低于6000万千瓦。

  锂电方面,我国电动车加速放量,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接近20%。2021年1-10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6.6万辆和254.2万辆,同比均增长180%。2021年10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9.7万辆和38.3万辆,同比均增长130%。目前我国锂电产业具备全球竞争力,未来锂电设备装机将持续增长。

  双碳战略驱动的技改投资,或是未来稳住制造业投资和制造业增值占比的关键。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投资呈现出了明显的趋势性下滑特征。制造业投资下滑的背后,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快速下行。为此,“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而双碳战略驱动的制造业投资,或成为支撑我国未来制造业投资的重要动能。

  新能源经济对我国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由于双碳战略对于传统高耗能工业的约束,双碳战略驱动的制造业投资将带有明显的结构性投资:

  一则,双碳战略对高耗能产业有一定约束。要实现碳中和,高耗能产业的产能压降是关键也是趋势,因此双碳战略在短期内对于这些行业的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同时也带来这些行业的低碳改造;

  二则,双碳战略将驱动我国能源体系再造,对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行业的投入,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扩张,带来更多投资机遇。

  早在2014年,总书记就提出“中国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并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2021年以来,中美双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举行了两场面对面的会谈和20余场视频会谈。双方于4月在上海发表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提出中美将在接下来的10年里,在工业减碳、减少煤、油、气排放等八大领域展开对线月,中欧双方举行了气候与环境高层对话,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决定继续扩展双方在节能和提高能效、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与建筑、绿色金融、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及氢能等方面的合作。这些领域都是中外绿色低碳技术合作的重要关键领域,具有广阔市场前景,也是金融机构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

  气候变化也成为中美之间开展对线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安克雷奇举行,对话提及要开展气候变化联合工作;4月14日至17日,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问上海,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会见。4月18日,中美两国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示在应对气候危机问题上,两国“致力于相互合作”。

  2021年11月10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美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实施的承诺,在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各国国情的基础上,采取强化的气候行动,有效应对气候危机。中美格拉斯哥宣言给COP26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为增进COP26的成色做出了很大贡献。

  气候议题推动的是一场全球能源革命我们认为,全球气候议题推动的是一场全球能源革命。这场革命涉及两个核心议题:一是传统化石能源何时淘汰;二是如何争夺新能源经济下的领先地位。

  根据世界能源署(IEA)预测,要实现全球碳中和的目标,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都必须被逐步减少使用,清洁能源则会在能源系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气候议题本质是一场全球能源革命。

  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核心议题是碳排放承诺目标,并未提及化石能源的减少使用;在2015年《巴黎协定》中,虽然也没有直接提及化石能源,但其设定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把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各国化石能源的减少使用。

  197个国家签署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其中一项涉及燃煤电厂与化石燃料补贴,这也是气候大会召开26次以来,首次明确提到针对化石燃料的措施。COP26召开期间,多国就淘汰煤炭问题争论不休,直到协定的最后时刻,印度环境和气候部长布平德·亚达夫要求对协定内容作出修改,把“逐步淘汰”煤炭改为“逐步减少”,包括中国、南非、伊朗在内的多国代表支持印度的提议,虽然一些发达国家仍表示不满,但并未投下否决票,协议才得以达成。

  在历次气候议题谈判中,欧洲部分国家一直致力于减少所有化石能源(包括石油和天然)的使用,而这一诉求仅在欧洲部分国家内部达成共识,在全球则始终进展缓慢。今年气候大会上,由爱尔兰、法国、丹麦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发起,11个国家宣布成立“超越石油和天然气联盟”,旨在设定国家油气勘探和开采的结束日期。此外,25个国家和公共金融机构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承诺在2022年前停止对所有常规化石能源领域的国际公共支持,转而优先支持向清洁能源的转型。

  欧洲地区化石能源储量少叠加早期工业化阶段消耗过多,迫切需要能源转型以降低其对外部能源的依赖;而中东等地区化石能源储量丰富,且主要靠化石能源开采支撑其经济发展,因此能源禀赋差异造就了各国对气候议题的争论。

  根据bp能源统计,截至2020年,在全球已发现(或称“探明”)的化石能源储量中,欧洲的化石能源储量全球最少,其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在全球占比分别为1%和2%;

  而对比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到46%和40%,北美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布也占据全球的15%和8%,亚太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不占优势、而煤炭储备相对较高。总之,全球各国之间的化石能源禀赋差异较大,这也使得各国在开发可再生能源节奏上不统一。

  从各国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分布来看,2020年产生的可再生能源中,欧洲和亚太地区占到了全球的70%以上,北美占比21%,传统化石能源储量较多地区(独联体和中东地区)则占比不到10%。

  欧洲发达国家较早完成工业化进程,伴随产业转型以及转移,工业化程度已处于下降通道,未来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快速减少,并且近年来持续在可再生能源上进行投入,欧洲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与使用都在世界前列。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一方面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短期内仍在增加,而且针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以及技术研发尚处于初级阶段,因而短时间内淘汰化石能源无疑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而对于依赖化石能源出口支撑经济发展的中东地区,淘汰化石能源更意味着收入来源减少,自然难以加入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逐步淘汰化石能源的阵营中去。

  此外,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燃煤发电厂等基础设施相对“年轻”,快速淘汰这些煤电厂付出的成本巨大。

  在现有燃煤电厂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现有的燃煤电厂相对较“年轻”,例如亚洲的燃煤电厂平均使用年限为13年。根据IEA测算,在碳中和设定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燃煤电厂平均在 25岁时就得淘汰。而在发达经济体中,燃煤电厂机组的平均使用年限已经接近35年,大部分电厂回收的资金已超过成本,进行煤电转型的成本较低。

  在气候议题上,发达国家以“效率”来强化自身的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则以“公平”来维护自己的发展权益。如果全球碳排放权益的制定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与未来需求,自然难以达成一致。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首先提出的“排放权交易”概念,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的权利,将其通过排放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令环境资源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

  1997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中将市场机制视为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工具,即将二氧化碳排放权视为一种商品,买方支付一定金额给卖方来获得二氧化碳减排额,并且买方可以通过使用购买的配额来减缓温室效应而实现其减排目标。

  根据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资料显示,到2021年,全球已有33个从不同级别政府层面启动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其中包括1个超国家机构、8个国家、18个省或州和6个城市,此外未来还有24个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在筹备。这些正在运行碳市场的司法管辖区占全球GDP的54%,碳市场覆盖了全球16%的温室气体排放。

  欧盟排放交易系统是全球首个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作为全球首个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其交易量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覆盖电力、炼油、炼焦、钢铁、水泥、造纸等涵盖了近11000个排放源,占欧盟总排放量的45%。

  目前欧洲碳交易位于第四阶段(2021-2030),该阶段将继续增强交易体系,自2021年起,将碳排放配额年减降率升至2.2%,并巩固市场稳定储备。

  美国虽然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但在2005年7个州签订了区域温室气体协议,这是美国第一个具有强制性并且是基于市场手段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区域性行动。目前成员已调整为11个州,该协议单一涵盖电力部门的排放,且每个州都建立了独立的二氧化碳预算计划,各州在2021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施较2020年减少30%上限减排计划。

  全球碳价的上涨对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截止2020年底,全球平均碳价为22美元/吨,但目前的价格远低于《巴黎协定》中的目标价格,即2020年每吨40-80美元和2030年每吨50-100美元的水平。

  影响碳交易市场中碳配额价格的因素有政府发放配额的总量、多余配额、核证减排量和政府配额储备等,每个配额交易系统产生的价格都与该国的减排成本直接相关。建立全球碳交易市场提高了碳商品的流动性,使得减排成本在不同国家间转移,这将是全球碳交易市场竞争的焦点。

  为了尽快达成气候协议,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达成“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并且没有提出具体要求。此举招致了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不满,2001年3月,美国以“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欧美发达国家较早完成工业化进程,伴随产业转型以及转移,工业化程度已处于下降通道,未来碳排放需求减少,因而在气候议题上一直较为激进。

  从发展的动态过程看,欧美发达国家碳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都已经过了峰值点,近几年呈现缓慢下降趋势。1970年以来,欧美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降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则不断增加,这是由于欧美国家较早完成工业化进程,主要工业产业已发生转移,未来碳排放需求不断减少。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叠加前期欧美高耗能产业转移,碳排放需求相应快速增加。

  1990年以来,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中国自2010年以来开始下降)。目前,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工业产值快速增长。同时受国际分工和资金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工业结构中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同样的能耗生产同样的产品由于品牌差异效应价值较低,造成碳排放浪费的假象。

  欧洲发达国家碳减排发展早,碳减排已处于下降通道,并且已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上进行了多年的尝试,目前发展已非常成熟,迫切希望借助碳排放权来巩固其在全球产业链上游的地位,并通过碳排放权来赚取更多收益;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还未达峰,未来碳排放需求仍在不断提升,碳排放权交易也处于发展初期,如若进行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必然处于不利地位。

  与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相比,发达国家提出的“人均趋同”、“祖父原则”、和按GDP比例分配等原则进行碳排放权益分配的理念,忽视了历史排放对当前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与消费者责任制相比,当前碳排放权益分配采用的生产者责任制也忽视了各国产业结构的差异。因此,欧盟在碳排放权方面的设计,可能是站在自己立场的自私行为,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一定程度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原则。

  第一,虽然发展中国家目前碳排放处于全球前列,但从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则是碳排放大户。

  如果进行全球碳排放权分配的同时不考虑历史排放,必然难以赢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一致认同。1997年,巴西政府提出了累计排放的概念,估算了不同国家地区的碳排放源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强调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有一定的寿命期,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间温室气体的排放造成的。

  第二,目前国际上衡量碳减排,主要采用的是“生产者责任制”,即对国家领土范围内产生的温室气体进行核算,这一核算方法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

  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过程中,低端产业与碳密集型产业均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为满足消费需求,发达国家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碳密集型产品,因而生产者责任制对净碳出口国不利。而在“消费者责任制”下,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应由进口国承担。

  2020年,尽管为应对新冠疫情采取的封城等措施造成经济增速下行,但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持续快速增长,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创历史新高。

  根据IEA的估计,在全球碳中和设定下,到2030年,全球每年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将增加到4万亿美元,是目前水平的三倍多,这笔庞大的投资为整个清洁能源供应链上的设备制造商、服务提供商、开发商以及工程、采购和建筑公司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会。

  各国都争相在新能源经济的全球供应链中争夺位置。根据IEA估计,如果到2050年全球实现碳中和,那么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锂离子电池、电解槽和燃料电池制造商创造的市场机会将累计增长10倍,创造的收入有望达到1.2万亿美元,单单这五个因素就足以超过今天的石油行业及其相关收入。

  历史上的资源冲突表现为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矿物之争。新世纪以来,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绿色转型的加速,使得一些非燃料矿产如锂、钴、锰、稀土等地位凸显。世界银行预计,到2050年全球对这些矿产的需求可能会增长500%。

  根据IEA估计,一辆典型的电动汽车需要的矿物投入是传统汽车的六倍,而陆上风力发电厂需要的矿物资源是类似规模的燃气发电厂的九倍。随着全球气候目标的战略实施,各国加速对关键矿产资源的部署和定价权掌握,其中最关键的是镍、锂和铜矿。

  与供应相对宽松的油气资源不同,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有限,每种矿产的市场规模、价格和产地均不同,生产和加工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鉴于关键矿产资源的高度稀缺性和垄断性,目前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调整其国际资源战略。

  自2008年起就发起“关键矿物材料倡议”,确保从第三国获得资源,增加欧盟内部的原材料供应以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可替代性和可回收性。2020年,欧盟委员会更新该倡议,特别提出要实现工业生态系统发展“弹性价值链”、加强资源循环利用、促进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减少对第三国供应依赖、加强内部产业链联系以及实现供应多样化等一系列目标。

  关键矿产战略于2010年启动,其主要思路与欧盟相似。全球供应链多元化被美国认为是其降低供应风险的关键。2019年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刚果(金)、秘鲁、菲律宾等九个国家共同通过《能源资源治理倡议》,意欲通过与盟友、合作伙伴的贸易获取关键矿产,并促进稀土、锂、钴等其他资源的开发,减少高技术材料对国外进口依赖度。

  其国际资源战略目标是确保未来矿产资源的稳定供应,政策重点包括四大领域:确保海外资源安全、提升回收利用率、开发替代品和加强关键原料储备。2021年4月,日本宣布与美国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敏感供应链上建立伙伴关系,寻求减少对中国稀土矿产的依赖,并使其供应路线]。

  自2011年12月,国土资源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以来,在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和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新增资源储量的增长仍然远低于储量消耗的增长,我国需要进一步延长“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高国内资源保障能力,深化国家间合作,推动构建全球新的矿产资源治理格局。

  新能源经济下,孕育着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关于清洁能源关键技术的争夺也将成为未来全球的竞争着力点。

  低碳技术创新已经开始重塑全球的能源格局。得益于成本的快速降低,包括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部署已经显著降低了电力部门的碳排放强度,电动汽车的普及也为交通运输行业的去碳化提供了技术路线。然而,根据IEA研究,只有少数能源技术的发展速度能够匹配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储能技术。储能技术是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电力系统低碳发展的保障,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场景下储能价值及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测算,到2025年,中国发电结构中,煤炭占比将从67%下降至49%,风光发电占比将从8%上升至20%,气电、水电、核电等次优能源占比从25%微升至28%。整体趋势可概括为,未来煤炭发电持续削减、风光发电持续扩张、次优能源稳定支持、生物质作为补充力量。

  由于风光出力具有较强的间歇性与随机性,其大规模并网将显著提高电力系统功率不平衡的风险性,对电网的功率输送以及安全稳定运行带来较大的挑战。因此,风光发电想要深度取代火电,需要其出力保持相对稳定,而这一关卡的突破则依赖储能技术。

  2021年4月2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就《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为新型储能的发展定了基调。提出到2025年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装机规模达3000万千瓦以上,明确了新型储能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作用。

  储能行业仍处于多种储能技术路线并存的阶段,抽水蓄能仍然是当前最成熟、装机最多的主流储能技术。

  储能按照能量存储形式可分为电储能、热储能、氢储能。电储能主要包含抽水储能等机械储能技术;以及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等电化学储能技术。各储能技术根据其输出功率、能量密度、储能容量、充放电时间等特点,将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发挥最优储能效果。

  2)制氢以及储运氢技术。氢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对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发布,氢能也被上升至国家层面的战略能源地位,将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宏伟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的预测,在2030年碳达峰下,我国氢气的年需求量预期达到3,715万吨,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约为5%;在2060年碳中和下,我国氢气的年需求量将增至1.3亿吨左右,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约为20%。氢能在工业深度脱碳、交通以及跨季节储能领域可以很好地发挥与电力互补的优势。

  PEM电解水由于具有良好的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的适应性以及更高的能量转化效率,目前已成为主流的电解水技术。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2015-2019年间,全球新增电解槽装机中,PEM电解槽装机容量占比超过80%。

  目前我国氢能的储存、运输、分销,以及在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应用,都处于技术示范和关键设备国产化的阶段,仍然需要国家补贴的大力支持。从氢能战略上来看,当前重点需要突破交通领域关键设备和材料的技术,以及国产化应用。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重点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明确将聚焦化石能源绿色智能开发和清洁低碳利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利用、新型电力系统、节能、氢能、储能、动力电池、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重点,深化应用基础研究。积极研发先进核电技术,加强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颠覆性技术研究。并将集中力量开展复杂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控制、大容量风电、高效光伏、大功率液化天然气发动机、大容量储能、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制氢、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创新。

  3)碳捕捉技术(CCUS)。CCUS技术可实现化石燃料利用过程的二氧化碳近零排放,可以在为经济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前提下,既降低碳排放总量,同时显著控制总减排成本。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and Storage,简称CCUS),即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提纯,之后将捕集的二氧化碳运送到利用或封存地,继而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进行循环再利用或封存。

  第三,新能源经济下,清洁能源领域的就业将成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的增长点,其增长或将抵消传统化石燃料供应部门就业的下降。

  新能源经济除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就业机会,还会增加建筑部门(改造和节能建筑)和制造业(高效能电器和电动汽车)等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根据IEA的估计,到2030年,在各国承诺碳减排情境下,清洁能源及相关行业将创造1300万的就业机会,而在全球碳中和情境下,这下数字可能翻倍。

  但应该注意的是,短时期内这种就业形式的转变会伴随混乱以及无序,从而造成结构性失业。因为新的工作岗位不一定会在失业的地方产生,因为劳动者的技能组合并不是自动转移的,他们需要学习新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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